新闻资讯

当前位置: 首页 > 新闻资讯

妈妈衰老之后连词语都开始脱落了

发布时间:2024-07-13 09:50:44点击量:

  平博你注意过身边逐渐走向衰老的女性长辈吗?她们的生活是怎样的?作家杜布拉夫卡·乌格雷西奇说:“她们是不可见的。然后忽然之间,你开始注意到她们。”

  她们病痛缠身,生活可以用一张张医院检查单概括;她们佝偻着身子,用上了助步器;她们的生活越来越窄,她们的世界越来越小,她们开始畏惧死亡、畏惧生活,用愤怒表达愧疚,找寻一切让自己自洽的方法……作者通过母女间的“你来我往”,写女性与衰老,以轻佻的笔触,描写生活的沉重。

  下文摘选自《芭芭雅嘎下了个蛋》经出版社授权推送。小标题为编者所拟,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。

  一开始你看不见她们。然后忽然之间,任一细节就像迷途的老鼠一样攫取了你的注意:

  老式女士提包,从腿上滑下、堆在肿胀脚踝旁的长袜,手上的钩针手套,头上的过时小帽,灰白稀疏、泛着蓝紫色光泽的头发。蓝紫调头发的主人像机械狗一样转动着她的头,露出苍白的微笑……

  是的,一开始她们是不可见的。她们掠过你,如同一团阴影。她们啄着面前的空气,嗒嗒嗒,在沥青路上挪着老鼠般的小碎步,身后拖着推车,身前撑着助步器,周围是一堆莫名其妙的口袋和背包,活像是仍披挂着全副战斗武装的逃兵。

  其中几个身体尚好的,穿着低胸夏裙,搭着一条婀娜的羽毛披肩,套着满是蛀洞的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大衣,脸上的妆糊成一团(话说回来,要是只能从眼镜片后面费劲地看见自己的脸,谁又能把妆化好呢?!)。

  她们从你身边滚过,如同一堆干瘪的苹果。她们低着头喃喃自语,与无形的对象交谈,就像美洲印第安人和幽灵交流。她们出现在公交、电车和地铁上,犹如被人落下的行李;她们睡了过去,头垂到胸口;或是呆呆地环顾四周,想弄清楚在哪一站下,要不要下。有时你在养老院门口驻足片刻(片刻就好),透过玻璃墙观察她们:她们坐在桌边,手指轻抚过吃剩的面包屑,就像轻抚过一页盲文,向人传递晦涩难解的信息。

  甜蜜可爱的小老太太。一开始你看不见她们。然后她们突然出现了,在电车上,在邮局里,在商店里,在诊室里,在大街上,这边一个,那边又有一个,接着是第四个,第五个,第六个,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个?!

  过紧的鞋子里肿胀如甜甜圈的双脚,手肘内侧松垂的皮肤,坑坑洼洼的指甲,皮肤上凸起的一道道毛细血管。你仔细观察她们的皮肤:是精心养护的,还是疏于打理的。你注意到灰色的裙子,还有领口(很脏!)带绣花的白衬衫。衬衫已经磨得很薄,洗得发灰了。

  扣子扣错了,她想解,却怎么也解不开。她的手指僵硬,骨骼也老化了,变得轻盈、中空,宛如鸟骨。两个同伴伸出援手,一同努力帮她扣好。扣子一直扣到下巴,让她看起来像个小女孩。两个同伴摩挲着衣领上的刺绣,轻声赞叹,这刺绣有些年头啦,是母亲留给我的,哦,以前的一切多体面、多漂亮啊。

  她们其中一位身材壮实,脑后有一块明显的隆起,像一条上了年纪的斗牛犬。另一位更优雅,但脖子上的皮肤像火鸡一样耷拉着。她们行动起来是一支小队,三只小母鸡……

  一开始她们是不可见的。然后忽然之间,你开始注意到她们。她们在世界中穿梭,就像年迈的天使军团。

  其中一位走上前来,端详着你的脸。她瞪着你,眼睛睁得很大,淡蓝色的,用高傲的语气提出要求。她要求你的帮助,她要穿过马路,但自己无法做到;她要攀上电车,但膝盖绵软无力;她要找某街某号,但出门忘了戴眼镜……

  你心中猛然涌起一阵对老妇人的同情,很想做点好事,被行善的满足感蛊惑了。但就在此刻,你必须停下脚步,塞壬的呼唤,运用意志给内心降温。

  记住,她们的眼泪和你的眼泪意义不同。因为你一旦屈服了,投降了,跟她们说上两句,就会沦为她们的俘虏。你会滑入一个本不愿进入的世界,因为你的时刻尚未到来,看在上帝的分上,你的时间,还尚未到来。

  她公寓大楼前的树上,树叶间挤满了成千上万只鸟儿。是椋鸟,人们说。湿热的午后,雨水将至,这些鸟尤其喧闹。不时有位邻居会拿出乱射一通,将它们赶走。 密密麻麻的鸟儿成群结队地飞向高空,呈“之”字形上下翻飞,活像是在梳理天空的发丝。 随后,伴着一阵歇斯底里的锐鸣,它们扎进茂密的绿叶间,如同一场夏天的雹暴。

  这里像雨林里一样吵,从早到晚都罩在一道声音做的帘幕里,仿佛外面有雨在一直敲。 轻盈的羽毛乘着气流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。 妈妈拿出掸子,把羽毛扫起来,倒进垃圾桶,嘴上还念念有词。

  我隐约记起她十分喜爱飞来她窗台的两只斑鸠。她讨厌鸽子。清晨,它们低沉的咕咕声令她非常恼火。

  “那些讨厌得不能再讨厌的肥鸟!”她说,“你发现了吗,就连它们都不见了?”

  椋鸟让她心烦意乱,特别是夏天那股臭味,但她最后也习惯了。因为比起别人家,她的阳台至少是干净的。她指给我看阳台栏杆尽头的一小块污渍。

  “到处都结着鸟屎!”妈妈说,笑得像个小女孩。小孩子的秽语症,她显然是被屎这个字逗笑了。她十岁的孙子听到这个字也咧嘴笑了。

  鸟群明显失控了,它们占领了整个城市,占据了公园、街道、灌木丛、长椅、露天餐厅、地铁站和火车站。似乎没有人发现这场入侵。

  喜鹊正在占领欧洲城市,据说是从俄罗斯飞来的,城市公园里的树枝都被它们压弯了。鸽子、海鸥和椋鸟飞掠过天空。笨重的黑乌鸦,喙张得像晾衣夹,一瘸一拐走在绿色的城市草坪上。绿色长尾鹦鹉逃出家庭鸟笼,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园里大量繁衍:成群的鹦鹉低低飞过,像碧色纸龙一般染绿了整片天空。阿姆斯特丹的河道则被大白鹅占领了,它们从埃及飞来,盘桓休息了一会儿,便留下了。麻雀已经胆大到直接从人们的手中夺走三明治,还要在露天咖啡馆的桌子上厚颜地迈着大步走来走去。

  我家所在的柏林达勒姆区是柏林最美丽、最绿意盎然的街区之一,短租公寓的窗户已成为附近鸟儿最爱的粪便存放点。你一点办法都没有,除了放下百叶窗、拉上窗帘,就只能每天辛苦擦洗被溅花的窗户。

  该地区的椋鸟入侵大致始于三年前,妈妈刚病倒的时候。医生诊断书上的语句冗长、骇人,而且丑陋(那真是一份丑陋的诊断),所以她才会选择用病倒这个词(我病倒之后,一切都变了!)。比较勇敢的时候,她也会用一根手指点着自己的额头,说:

  她说的蜘蛛网是脑转移瘤,发生在她的乳腺癌被及时发现并成功治愈的十七年后。她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,历经一系列放疗,终于渐渐康复。后来她定期去复查,其他方面多少都还算正常,自那以后并无大事发生。蜘蛛网潜伏在大脑中一个难以触及的阴暗角落,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。后来,她与之和解了,习惯并接受了它,就像接受了一位不受欢迎的房客。

  在过去的三年里,她的人生故事被压缩成一小沓出院单、医学报告、放射学图表,外加一堆脑部核磁共振和CT报告。 扫描图像上能看到她轻微前倾的脊椎,上面连着可爱匀称的头骨,还有面部清晰的轮廓,熟睡一般低垂的眼睑,奇异的帽子般展覆的脑膜,以及浮在她唇边的一抹隐约的微笑。

  窗下的树,绿荫如盖,高大葱茏,一直长到与妈妈六楼的公寓齐平。成千上万的鸟儿在叶片间攒动。依偎在夏日炎热的黑暗里,我们,居民和鸟儿,呼出的气息在空中蒸发。不计其数的心脏,人类的和鸟类的,在黑夜中以不同的节律跳动。发白的羽毛乘着阵阵气流飘进敞开的窗户,像降落伞一样飘向地面。

  “就是它,白色的那种。”她气呼呼地说,仿佛她已经下决心再也不说奶酪酱这个词了。

  她所有的词语都脱落了。她很生气,她真想跺脚,用拳头捶桌子,大喊大叫。但她只是僵在那里,愤怒在她内心涌动,格外轻快鲜活。面对一堆词语,她只得停下来,就像面对着一幅拼不出来的拼图。

 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哪种饼干。纤体饼干。她的大脑依然在运行:她用更熟悉的代替了不太熟悉的纤体,于是,一个惊人的组合从她嘴里吐了出来。这只是我的想象,也许语言和大脑之间的联系遵循着一条不一样的路径。

  我能听懂她的话。大多数时候,我都知道她指的是什么。通常她忘记词语的时候,会这样描述它:把喝水的那什么拿给我……这个任务很简单:指的是她一直放在手边的塑料水杯。

  之后,她似乎还是想到了办法来应对。她说话时开始加上小、小可爱、小可心、甜心之类以前从来不用的小词。就连人名,包括我的名字前面,也会加上这些尴尬的昵称。它们就像磁铁一样,果然,四散的词语又整整齐齐地聚合在一起了。

  她尤其喜欢用这些词来形容她最贴身的东西(我的甜心睡衣,我可爱的小毛巾,那个松软的小枕头,我的小瓶子,那双舒服的小拖鞋)。也许这些词句就像唾液,可以帮她融化硬糖一般的词语,也许她只是在为下一个词、下一个句子争取时间。

  或许这样一来,她就没那么寂寞了。她向周围的世界轻声低语,于是世界好像也变小了,没那么可怕了。除了这些小词,她的话里偶尔还会蹦出来一些大词,像弹簧一样:蛇变成了邪恶的大蛇,鸟变成了又老又肥的鸟。在她眼中,人往往比实际上更大(他是个大—块—头!)。

  她用新的、更幽暗的音色慢慢地讲话。她似乎很享受这种音色。她的嗓音有些嘶哑,声调有些傲慢,是一种要求听众绝对尊重的语调。在频频失语的情况下,音色就是她仅剩的一切。

  还有一个变化。她开始倚靠某些声音,仿佛声音就是她的拐杖。我听到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,开冰箱,去浴室,按照某种规律的节奏,嗯嗯嗯,或者呜呼呼,呜呼呼。

  谁知道呢,也许在某个时刻她突然被寂静吓到了,为了驱散恐惧,她学会了嗯和呜呼呼。

  她害怕死亡,所以才会这么一丝不苟地记录死亡。她忘记了太多东西,却从来不忘提起她认识的人的死讯,无论亲疏远近,朋友的朋友的死,甚至她未曾谋面的人的死,还有她从电视中得知的公众人物的死。

  她的邻居、密友和点头之交相继离世,以女人为主的社交圈日渐缩小。男人很早以前就死了,有些女人埋葬了两任丈夫,有些甚至埋葬了自己的孩子。

  提起那些对她无足轻重的人的死讯时,她波澜不惊。几则纪念性的小故事具有治疗作用,讲述这些故事能驱散她对自己死亡的恐惧。然而,面对最亲近的人的死亡,她却避而不谈。密友近期去世后,她一直缄默不语。

  “她已经那么老了。”她只在后来简单提了一句,好像吐出一块苦涩的东西。这位朋友只比她大一岁。

  她扔掉了衣柜里所有的黑衣服。以前她从来不穿色彩鲜艳的衣服,现在她永远穿着红衬衫或者嫩草色T恤,这样的T恤她有两件。我们叫出租车时,如果车是黑色的她就拒绝上车(再叫一辆吧。我才不想上这辆呢!)。她把摆在架子上的她父母的、她姐姐的、我父亲的照片都收了起来,换成她孙辈的、我弟弟弟妹的和我的照片,还有她自己年轻时的漂亮照片。

  她对逝者的态度也变了。在此之前,每个人在她的记忆中各有其一席之地,一切都井井有条,如同在一本家庭相册里。现在相册散了架,照片散落一地。

  她不再提起过世的妹妹,反而突然越来越频繁地提起她的父亲。父亲永远在读书,还经常带书回家,父亲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。她曾亲手把父亲送上神坛,如今又亲手把他拉了下来,关于父亲的记忆被她体会过的最彻骨的心寒永久地玷污了,这件事她永远不会忘记,也绝对不会原谅。

  然而,她给出的理由与谈起这件事时的痛苦并不相称,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。有一对夫妇是外公外婆的好友。外婆去世后,他们一直照应着外公,特别是那位妻子,也是外婆的朋友,对外公十分照顾。有一次,我妈妈偶然目睹了外公和这个女人之间温情脉脉的一幕,外公在亲吻她的手。

  “我觉得很恶心,妈妈当时一遍又一遍地说:‘照顾好我丈夫,照顾好我丈夫!’”

  外婆不太可能说这样的话,因为她是心脏病发作去世的。照顾好我丈夫,照顾好我丈夫!这种可悲的恳求,是被妈妈塞进奄奄一息的外婆嘴里的。

  与恶心的吻手画面粘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画面,妈妈无法把它从记忆中抹去。她上次回瓦尔纳时,外公请求妈妈带他一起走,但是她—被我父亲绵延的病情、临终的剧痛和最后的离世折磨得心力交瘁—惧怕责任的重担,拒绝了他。外公被遗弃在瓦尔纳附近的一家养老院里,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。

  “他把我送他的小毛巾卷起来,夹在胳膊下面,转身进了门。”她这样向我描述他们的最后一面。

  听上去,她是把一条毛巾夹带进了最后那一幕里。每年夏天,我们去看望妈妈的保加利亚亲戚时,总会带着一堆礼物。她不仅喜欢送礼物,还喜欢自己送礼物时的样子:

  她回到阔别已久的瓦尔纳,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,就像一位善良的仙女。我不明白,她为什么要在与自己父亲告别的画面中加上一条小毛巾,仿佛她在用那条毛巾鞭打自己,仿佛夹在他胳膊下的毛巾是人类衰败时最恐怖的意象。衰败就发生在她眼前,她却袖手旁观,没想着要阻止,或者至少减缓一下它的颓势。她没有作出那真正的壮举,即经过漫长痛苦的官僚程序,还得不到确定的结果。相反,她塞给了外公—一条毛巾!

  贬低死者是她最近才出现的需要。她的指责并不严重,全是零碎的细节,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说起。很有可能是她当场编造出来吸引我注意力的,仿佛吐露了一个从未告诉任何人的秘密。

  也许逝者的形象现在由她掌握这一事实会让她感到满足。有时她回忆起故去的朋友,就像刚刚决定在学校记录上把他们的成绩降一档,她会郑重其事地补充道:我从来都不待见他;也从来没怎么喜欢过她;我对他们印象都不好;她一直是个小气鬼;不,他们都不是好人。

  有一两次,她甚至想抹黑我父亲的形象,这位她见过的最诚实的人,但不知为什么,她的态度最终缓和下来,将他留在了他死后她为他建起的神坛上。

  爸爸确实是个寡言少语的人。我记忆中的外公也是位沉静的人。我第一次意识到,他们不仅都安静,还都是妈妈见过的最诚实的人。

  也许通过对逝者偶尔的亵渎,她可以消除自己本该做某些事却没有做的负罪感。她用严苛的审判来掩饰自己对最亲近的人不够尽心尽力的愧疚。她似乎只是害怕多关心别人一点。因为不知从何时起,她就像畏惧死亡一样畏惧生活。所以她才会固守着自己的位置,固守着自己渺小而倔强的坐标,面对那些对她来说太过刺激的场面和情景,她选择闭上眼睛。

  洋葱一定要炒熟。健康是第一要紧的。撒谎的人是最坏的。老年是可怕的灾难。豆子最适合拌进沙拉吃。清洁的环境是健康的一半。煮羽衣甘蓝一定要倒掉第一道水。

  也许她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,只是我没有在意。现在,一切都变小了。她的心脏萎缩了。她的血管变细了。她的步子变小了。她的词汇量缩小了。生活也越缩越窄。她以特别的分量说出这些老套的话。

  我想,这些老生常谈让她觉得一切都还好,世界各安其所,让她觉得她仍然掌控着一切,仍然有决定权。她挥舞着她那老一套,仿佛它们是无形的印章,她把它们盖得到处都是,急切地留下自己的印记。她的头脑仍在运转,双腿也还合用,她能走路,诚然,是在助步器的帮助下,但是她毕竟能够行走,她仍然知道豆子最适合拌进沙拉吃、老年是可怕的灾难。

  我顺从地接过妈妈的小通讯录,上面大约有十五个重要的电话号码,都是我帮她抄下来的,好让她随时都能找到。我拨了号码,然后把听筒递给她。很快,我就听见她欢快地聊起了天。

  她经常给老巫婆打电话,尤其是现在她再也不能去看望她了。蒲帕是妈妈最老的朋友,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她的年龄上,还体现在两人相识的时间上。

  当时蒲帕是一名新晋的住院医生,我妈妈分娩时,她在一旁协助产科医生。(“天哪,好丑的孩子!”他们把你拉出来时,蒲帕说。我的心都吓沉了。但是还好,你一点儿也不丑,老巫婆只是在开玩笑!)

  蒲帕参加过游击队,在那里染上了肺结核。她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,好几次都在鬼门关前徘徊。她对同为医生的女儿大发雷霆,声称自己的所有麻烦都是她的错。

  她体重不到四十公斤,只能依靠助步器走路,眼睛半盲,只能模糊地看到世界的轮廓。她一个人住,固执地拒绝住进养老院,也不愿和女儿一家同住。请一个有偿护工与她住在一起也完全没商量。事实证明,她什么都不同意。她的女儿只好每天都来看她,还有一个清洁女工每天都来,她还经常换人。

  蒲帕坐在她的公寓里,双腿塞进一双巨大的毛茸茸的靴子,这是她的电暖脚器。有时她打开电视,盯着屏幕上模糊的画面。然后她关掉电视,嗅了嗅周围的空气。邻居,呵,那些可恶的邻居们又通过中央供暖系统向她的公寓输送腐臭气体了。她就是这么叫它的,腐臭气体,因为整栋楼都散发着腐臭味。她让清洁女工彻底检查了公寓的每个角落,看看是不是哪里有东西腐烂了,死老鼠或者食物,但是清洁女工发誓说什么也没有。

  除了臭气之外,并没有别的东西困扰她的生活。问题在于死亡:死亡根本不愿到来。如果死亡能顺着中央供暖系统爬进来,她会开心地乖乖就范。死亡没有气味,发臭的是生命。生命就是一坨屎!

  她坐在扶手椅上,双脚塞在巨大的靴子里,嗅着周围的空气。日久天长,靴子已经和她融为一体,变成她身体的自然延伸。她留着短短的灰发,鼻子像鸟类的喙,她优雅地弯起长长的脖子,用灰色的眼睛直直看向来访者的方向。

  “我跟她说过一百遍了,让我死吧……”她抱怨女儿。通过这种方式,她间接地为自己的状况道歉。

  她眉飞色舞地接着说:“说到爱干净,老巫婆从前比我苛刻多啦。我不记得有谁穿着鞋进过她家。我们所有人都要在门口换上旧布拖把。”

地址:广东省广州市伟德BETVlCTOR1946(英国)唯一官网-欢迎莅临Welcom 电话:020-08980898 手机:13988888888
Copyright © 2012-2023 伟德BETVlCTOR1946 版权所有  ICP备案编号:闽ICP备2021003969号